第六百四十八章杀人漫画家消失之谜(6)
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城就死了六个人,而且是同一人下手,且手段极为残忍,这次连环杀人案终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安排了市局一位有多年经验的老刑侦来调查。
据d主任回忆,这位老刑侦年过五旬,在当时很有名气,她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次听说其大名和事迹,不过时间过去太久,已经忘记他的全名了,只记得他姓龚,下文就称他为龚老吧。
龚老带着警员小马来到小城,了解清楚案情之后,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果然发现了老夫妻俩和老古之间有可能存在的恩怨关系!
于是他马上做了一个决定:立即想办法通知老夫妻俩的儿子志军(化名),让他以最快速度赶回小城协助调查。
朋友们或许会问了,父母被杀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志军?因为他在离家数百公里之外某个偏远农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有一部分青年是“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迫迁往农村的。
志军就是被强迫离家迁往偏远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偏远农村生活很艰苦,不仅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新闻报道中那样的融洽。
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纷纷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意思就是返城)。
但“上山下乡”的政策才执行一两年,如果此时同意知情返城不是违背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吗?领导们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
(最著名的抗争发生在西双版纳,不过那已经是7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我所讲述的这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抗争持续了整整十余年,朋友们可想而知当时知青们的怨念有多深,这些城市青年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理想,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虽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的决策下达的时间是1978年,但考虑到各地民怨沸腾,实际上“上山下乡”运动实施不久之后就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不过这种“指标”极为稀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不可能落到你的头上。
而这个指标,也是老夫妻俩和老古产生矛盾的原因。
志军“上山下乡”之后不久,给父母写了无数封信,求他们弄到一个指标,因为他想离开那个“噩梦般的地方”。
老夫妻俩思子心切,多次找到生产队队长,希望能要到一个指标,但当时连队长自家的亲戚都拿不到指标,何况你一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外人?
随着志军来信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夫妻俩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生怕志军想不开在那边有个三长两短,整天以泪洗面,这个时候,生产队长终于看不过去了,他对老夫妻俩面授机宜:
要想拿到指标只能去找县领导,虽然生产队没有指标,但一个县那么多人,总有一些名额,只要县领导点头就万事大吉。
于是,老夫妻俩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老古身上,因为他是老夫妻俩唯一认识的“县领导”。
老古出名之后,被县领导另眼相看,成为了县里宣传部门的预备干部,这在老夫妻俩眼中就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
老夫妻俩多次主动接近老古,给其送吃送喝,老古平日里就是靠着邻居们接济生活,养成了习惯,对于馈赠来者不拒。
估计当时老古以为老夫妻俩也是来求他在大字报上画漫画的,到时候给其画个几张漫画就还了恩情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夫妻俩所求甚大,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别说老古还不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就算是,也无权决定名额的归属。
因为当时老夫妻俩已死、老古又失踪,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何时产生、何时激发暂时无从得知,
据老古的邻居说,曾经有一次看到老古客客气气将老夫妻俩送出了家门,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争吵,而且那次之后老夫妻俩就再也没有上过门。
但从作案的手段来看,如果凶手是老古的话,他们之间矛盾一定非常之大,否则不至于杀人分尸,而且还将残肢摆成“该死”的字样。
具体情况或许老夫妻俩的儿子志军能知道一二,这也就是龚老将其召唤回来的原因。
志军赶回家之后,伏地嚎啕大哭、悲伤万分。
但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的悲伤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站起身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领导,我爸妈已经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是不是不用再去那鬼地方了?”
站在龚老身旁的警员小马听完这句话浑身的汗毛倒竖起来,志军的反应完全有违常理!
亲生父母惨死、凶手逍遥法外,正常人除了悲痛欲绝之外第一反应一定是恳求龚老尽快找出凶手,为父母讨回一个公道,但志军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询问自己能否不再返回农村!
旁人看来志军是个不孝子,小马却敏锐地意识到志军很可能和这个案子有关!他甚至怀疑,志军就是杀死父母的凶手,目的就是有借口能从数百里之外的偏远农村回到小城,重新过上优哉游哉的生活!
(休息了几天,脑子终于恢复正常了,从明天开始可以恢复正常更新,考虑到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码字身体有点吃不消,稍微调整了一下更新方式:
从周一到周四每天保持更新两章,周末适当休息,每天只更新一章,希望朋友们谅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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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有一部分青年是“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迫迁往农村的。
志军就是被强迫离家迁往偏远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偏远农村生活很艰苦,不仅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新闻报道中那样的融洽。
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纷纷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意思就是返城)。
但“上山下乡”的政策才执行一两年,如果此时同意知情返城不是违背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吗?领导们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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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的决策下达的时间是1978年,但考虑到各地民怨沸腾,实际上“上山下乡”运动实施不久之后就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不过这种“指标”极为稀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不可能落到你的头上。
而这个指标,也是老夫妻俩和老古产生矛盾的原因。
志军“上山下乡”之后不久,给父母写了无数封信,求他们弄到一个指标,因为他想离开那个“噩梦般的地方”。
老夫妻俩思子心切,多次找到生产队队长,希望能要到一个指标,但当时连队长自家的亲戚都拿不到指标,何况你一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外人?
随着志军来信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夫妻俩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生怕志军想不开在那边有个三长两短,整天以泪洗面,这个时候,生产队长终于看不过去了,他对老夫妻俩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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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出名之后,被县领导另眼相看,成为了县里宣传部门的预备干部,这在老夫妻俩眼中就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
老夫妻俩多次主动接近老古,给其送吃送喝,老古平日里就是靠着邻居们接济生活,养成了习惯,对于馈赠来者不拒。
估计当时老古以为老夫妻俩也是来求他在大字报上画漫画的,到时候给其画个几张漫画就还了恩情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夫妻俩所求甚大,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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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古的邻居说,曾经有一次看到老古客客气气将老夫妻俩送出了家门,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争吵,而且那次之后老夫妻俩就再也没有上过门。
但从作案的手段来看,如果凶手是老古的话,他们之间矛盾一定非常之大,否则不至于杀人分尸,而且还将残肢摆成“该死”的字样。
具体情况或许老夫妻俩的儿子志军能知道一二,这也就是龚老将其召唤回来的原因。
志军赶回家之后,伏地嚎啕大哭、悲伤万分。
但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的悲伤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站起身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领导,我爸妈已经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是不是不用再去那鬼地方了?”
站在龚老身旁的警员小马听完这句话浑身的汗毛倒竖起来,志军的反应完全有违常理!
亲生父母惨死、凶手逍遥法外,正常人除了悲痛欲绝之外第一反应一定是恳求龚老尽快找出凶手,为父母讨回一个公道,但志军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询问自己能否不再返回农村!
旁人看来志军是个不孝子,小马却敏锐地意识到志军很可能和这个案子有关!他甚至怀疑,志军就是杀死父母的凶手,目的就是有借口能从数百里之外的偏远农村回到小城,重新过上优哉游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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