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落第的秀才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彰德秋操数年后,隆隆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天高气爽话中秋,太行山下、洹水河边某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宴席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地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你道是谁?乃是三年前便赋闲在乡、朝野内外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是也。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52岁生日。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要不怎么说范进同志在中举后会激动得发疯呢?)。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短,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好在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不管怎么说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树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孩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在家族的荫护下官运亨通,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而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在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常常是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行为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不过,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清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往往事半功倍。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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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气爽话中秋,太行山下、洹水河边某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宴席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地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你道是谁?乃是三年前便赋闲在乡、朝野内外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是也。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52岁生日。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要不怎么说范进同志在中举后会激动得发疯呢?)。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短,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好在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不管怎么说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树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孩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在家族的荫护下官运亨通,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而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在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常常是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行为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不过,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清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往往事半功倍。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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