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你说要断交,我偏不批准
随着孙洪伊、徐树铮几个人的被免职,府院之争暂时平静了下去,但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的,这就是1917年夏的“参战风波”。
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与中国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在这时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
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那些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大家这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嘛!
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对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
段祺瑞年青的时候到德国学习过军事,他是知道德国佬厉害的,你要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国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嗤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中,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工,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啊!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现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便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给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芮恩施的来意后,尽管他对欧洲的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他似乎对芮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当场并没有明确表态。
在告别黎元洪后,芮恩施又去拜访国务总理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
在芮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乘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混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
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心动。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
在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一例。事实上,远东国际局势在一战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也就是必然了。
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的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收并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
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芮恩施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决不干涉。
得到黎元洪的保证后,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视事。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这也不是老段的风格嘛!),随后便于3月6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了北京。当晚,在段祺瑞回到了自己私宅的时候,冯国璋还特意跑到了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老段已经回京。
第二天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有了上次的风波后,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次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
有了这些铺垫后,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皆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归国。由此,德国从1898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
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老段大获全胜,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老段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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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与中国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在这时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
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那些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大家这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嘛!
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对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
段祺瑞年青的时候到德国学习过军事,他是知道德国佬厉害的,你要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国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嗤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中,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工,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啊!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现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便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给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芮恩施的来意后,尽管他对欧洲的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他似乎对芮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当场并没有明确表态。
在告别黎元洪后,芮恩施又去拜访国务总理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
在芮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乘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混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
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心动。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
在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一例。事实上,远东国际局势在一战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也就是必然了。
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的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收并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
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芮恩施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决不干涉。
得到黎元洪的保证后,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视事。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这也不是老段的风格嘛!),随后便于3月6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了北京。当晚,在段祺瑞回到了自己私宅的时候,冯国璋还特意跑到了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老段已经回京。
第二天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有了上次的风波后,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次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
有了这些铺垫后,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皆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归国。由此,德国从1898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
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老段大获全胜,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老段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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