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三湘大地烽烟再起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这也标志着短暂的“黎、段”体制结束,民国中央政局进入“冯、段”体制时期。
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冯、段虽然外交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政上却遭遇了大麻烦。原来,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广州方面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说起北洋时期的军阀,实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读史者头疼不已。但大体而言,在清朝覆灭后,北方除了新军将领出身的阎锡山盘踞山西自保门户外,长江以北基本属于北洋系的控制范围,长江以南则是民党的势力范围,但民党也有派别,可分为革命党(如胡汉民之于广东、李烈钧之于江西)、原新军将领(如蔡锷之于云南,唐继尧之于贵州)、旧派势力(如谭延闿之于湖南、陆荣廷之于广西);二次革命后,北洋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纳入北洋的范围之中,而西南五省(两广、云贵、四川)也噤若寒蝉,屈从于袁世凯的威势之下……袁氏当国的这几年,也是民国时期难得的统一时期。
袁世凯死后,各级军阀又活跃了起来,首先是西南五省乘护国军之余威,藐视段氏中央;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隐然崛起,雄踞关外;山西军阀阎锡山仍旧是闭境锁省,自谋发展;新疆军阀杨增新从辛亥革命后便僻处偏远,不问中原,而内蒙、西藏也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复而局势不定。
更不妙的是,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先是张勋一通乱搞,自取灭亡,接着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悄然形成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所谓皖系,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批军头,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在最初的阶段,段祺瑞并无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不过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多年维系的部属或者弟子成一派之长。直到后来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组建,老段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由此触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直系则相对复杂一点,可分为老直系和新直系,老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其中又包括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围还有直隶督军曹锟等人。冯国璋的直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后来称的直系实际上是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因为冯国璋和曹锟都是直隶人,因此直系也可分为新老两个阶段,这是后话。
段祺瑞要傅良佐前往督湘,实际上是深思熟虑且又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谋:一是可以据住长江中游,打进冯国璋的赣鄂势力;二是可以借湖南为入口,南征云贵两广。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外战固然可宣而不战,但内战却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
在傅良佐抵达湖南之前,谭延闿以原辛亥革命党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并将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海部移驻衡山。表面上看,谭延闿是对傅良佐虚位以待,表示长沙不设防,但实际上为了保存实力,先行准备。
老段自己是军人出身,他心里也清楚,如果没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傅良佐在湖南肯定是一事无成。于是,他随后便调遣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和第二十师范国璋部随傅入湘,协助控制湖南。在北洋军的压力之下,谭延闿只好借口回老家茶陵省亲,不辞而别。
1917年9月9日,傅良佐带着自己的卫队营来到长沙走马上任。新官伊始,傅良佐便给了湖南的小军阀们来了个下马威,他先是将林修海的旅长撤去,改派自己的随从邹序彬出任;紧接着,又将刘建藩调任外省,改陈邃章为零陵镇守使。林修海和刘建藩也是手里有枪的小军阀,他们岂会束手就擒,轻易买账,随后这二位便在衡阳、零陵同时宣布独立。由此,战争爆发了。
傅良佐对林、刘二人的独立早有预料,而且早有准备,随后便请调北洋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前往清剿。战争是从10月6日开始的,由于湘军的兵力单薄,实力太弱,北洋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便相继攻下了衡山、宝庆等地。
初战告捷,傅良佐心里乐开了花,随即便打电报给老师段祺瑞报喜。老段听后也十分高兴,他不但通电嘉勉,还命人采购了大宗物品送到前线,以鼓励他们乘胜南下,一举平定西南。
但正当老段在北京喜滋滋掐着指头算胜利日期的时候,前方一纸电报传来: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位师长竟然要求停战议和!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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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冯、段虽然外交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政上却遭遇了大麻烦。原来,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广州方面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说起北洋时期的军阀,实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读史者头疼不已。但大体而言,在清朝覆灭后,北方除了新军将领出身的阎锡山盘踞山西自保门户外,长江以北基本属于北洋系的控制范围,长江以南则是民党的势力范围,但民党也有派别,可分为革命党(如胡汉民之于广东、李烈钧之于江西)、原新军将领(如蔡锷之于云南,唐继尧之于贵州)、旧派势力(如谭延闿之于湖南、陆荣廷之于广西);二次革命后,北洋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纳入北洋的范围之中,而西南五省(两广、云贵、四川)也噤若寒蝉,屈从于袁世凯的威势之下……袁氏当国的这几年,也是民国时期难得的统一时期。
袁世凯死后,各级军阀又活跃了起来,首先是西南五省乘护国军之余威,藐视段氏中央;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隐然崛起,雄踞关外;山西军阀阎锡山仍旧是闭境锁省,自谋发展;新疆军阀杨增新从辛亥革命后便僻处偏远,不问中原,而内蒙、西藏也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复而局势不定。
更不妙的是,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先是张勋一通乱搞,自取灭亡,接着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悄然形成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所谓皖系,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批军头,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在最初的阶段,段祺瑞并无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不过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多年维系的部属或者弟子成一派之长。直到后来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组建,老段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由此触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直系则相对复杂一点,可分为老直系和新直系,老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其中又包括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围还有直隶督军曹锟等人。冯国璋的直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后来称的直系实际上是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因为冯国璋和曹锟都是直隶人,因此直系也可分为新老两个阶段,这是后话。
段祺瑞要傅良佐前往督湘,实际上是深思熟虑且又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谋:一是可以据住长江中游,打进冯国璋的赣鄂势力;二是可以借湖南为入口,南征云贵两广。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外战固然可宣而不战,但内战却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
在傅良佐抵达湖南之前,谭延闿以原辛亥革命党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并将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海部移驻衡山。表面上看,谭延闿是对傅良佐虚位以待,表示长沙不设防,但实际上为了保存实力,先行准备。
老段自己是军人出身,他心里也清楚,如果没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傅良佐在湖南肯定是一事无成。于是,他随后便调遣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和第二十师范国璋部随傅入湘,协助控制湖南。在北洋军的压力之下,谭延闿只好借口回老家茶陵省亲,不辞而别。
1917年9月9日,傅良佐带着自己的卫队营来到长沙走马上任。新官伊始,傅良佐便给了湖南的小军阀们来了个下马威,他先是将林修海的旅长撤去,改派自己的随从邹序彬出任;紧接着,又将刘建藩调任外省,改陈邃章为零陵镇守使。林修海和刘建藩也是手里有枪的小军阀,他们岂会束手就擒,轻易买账,随后这二位便在衡阳、零陵同时宣布独立。由此,战争爆发了。
傅良佐对林、刘二人的独立早有预料,而且早有准备,随后便请调北洋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前往清剿。战争是从10月6日开始的,由于湘军的兵力单薄,实力太弱,北洋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便相继攻下了衡山、宝庆等地。
初战告捷,傅良佐心里乐开了花,随即便打电报给老师段祺瑞报喜。老段听后也十分高兴,他不但通电嘉勉,还命人采购了大宗物品送到前线,以鼓励他们乘胜南下,一举平定西南。
但正当老段在北京喜滋滋掐着指头算胜利日期的时候,前方一纸电报传来: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位师长竟然要求停战议和!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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