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直奉首战,吴佩孚威震中原
1920年的下半年,民国的政坛上相对比较平静,各地修养生息,军人们练练兵,政客们磨磨嘴皮子,文人们发发文章、搞搞新文化运动,至于工人农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总而言之,天下太平,暂时无事。
如果非要说有事,却不得不提两件蹊跷的事,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年的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次年的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也突然自杀于督军署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按说,督军们那一个个就是土皇帝,上管不着、下不敢管,天不怕地不怕,为何好好的幸福日子不过,偏一起玩起了自杀的把戏?
先说江苏督军李纯,他死的那年仅仅46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却又突然死于非命。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督军“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分明是个“勤勉细密、精明干练”的人物,如何说死就死了,未免让人怀疑。
李纯是天津人,年青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的科班出身、小站班底,由此在军途上也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升为第六镇统制,可谓是年轻有为,机遇眷顾。“二次革命”后,李纯因镇压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又将他调任江苏督军……四十出头便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这放在清朝可算是腾云驾雾般的升迁速度了。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纯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但是,李纯在官场一帆风顺,在商界投资又生财有道,实在是看不出他为何要如此忧国忧民,进而采取如此之激烈举动。
官方说法靠不住,小道消息倒是满天飞,一是说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的)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然将李纯击毙;另又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所以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邪乎,说是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结果愤然将之刺死;更有人说,哪有那么复杂,李纯其实就是被自己部下给做掉的,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遗嘱中的指定接班人、帮办军务齐燮元。
李纯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众说纷纭的,谁也说不清,死人又不会说话,也只能算是民国的一桩悬案。
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两个督军的晦气事姑且说到这里,下面继续说说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直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到,但继任者则为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是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张景惠的第一师、邹芬的第十六师、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等12万兵力。
在奉军的压迫之下,曹锟这才下决心与张作霖决裂,他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身边幕僚觉得这说得太不文雅了,曹锟摆摆手,说:“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
有了曹锟的支持,吴佩孚也迅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当时吴佩孚的兵力分布如下:西路司令吴佩孚,率董振国第十三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进攻长辛店,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为预备队;中路以王承斌为司令,率所部第二十三师的第四十五旅及第三师的杨清臣第六旅,由霸县进攻信安;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率所部第十四混成旅及第二十六师的一个旅进攻白洋桥。另外,冯玉祥率第十一师及胡景翼、靳云鹗等部出师河南,监视与奉系有勾结的赵倜,张福来等部则为援军,其总兵力也不下12万。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在东路、西路同时进攻,当晚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里都可以隐隐听到。在西路长辛店,奉军张景惠部的炮火压倒了吴佩孚的直军,但吴佩孚用兵一向狡黠,他以林木伪装成军队、以鞭炮伪装枪炮声,引诱奉军大量开炮,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这才命直军出击,将张景惠部杀得大败。
这时,张作霖及时地派来了梁朝栋旅和邹芬的第十六师,这才稳定了西路战线。但是,邹芬的第十六师原本是王廷桢的部队,也就是由老直系冯国璋掌管的禁卫军拆分而成,他们就像兄弟部队第十五师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很快便向直系倒戈了(禁卫军原来是用来倒戈的,此可谓是再续光荣传统)。在这利好消息之下,吴佩孚率军猛攻,结果援军梁朝栋旅被彻底击溃,旅长梁朝栋也性命断送。
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张景惠见势不妙,只好托邹芬的关系说情,让他的部队撤回北京,而自己愿意到直军做个俘虏。西路奉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更是土崩瓦解,慌不择路,很快便被直军缴械,张景惠也成了一个真正的“阶下囚”。
在中路,王承斌所部也大败奉军李景林,尽管李景林下令死守大城,但王承斌不折不挠,攻城九次,终于将大城收复。在奉军援军许兰洲部开到后,王承斌分兵拒敌,进而复退,前后四次,终于占领马厂,对直系获胜立下大功。
在西路崩溃、中路失败后,张作霖还试图稳定局面,他甚至亲自驱车到东路的落垡进行指挥,但一路上只看到奉军士兵疯狂后撤,败兵如潮,这下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张作霖随即调转车头,并下达了总退却令,随即仓皇逃回了滦州。
张作霖退回滦州后,他摸了摸脑门上的汗,忍不住骂道:“妈了个巴子,这一仗打得真是窝囊!要不是一路上有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旅保护,老子今天就差点玩完了……他妈的,这个该死的吴小鬼,还真是有两下子啊!”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装模作样的下达四道命令:1.通缉梁士诒,解散梁内阁(梁士诒早跑到日本去了);2.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3.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4.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笑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手无寸铁的老徐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别说你撤我的职,我还不愿意到你手下做呢。”说罢,张作霖把吴俊升找来,把电报递给他,吴俊升一看,连说不敢不敢,一切惟大帅之命是从。
6月4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分别为副总司令。对此等自绝于中央的独立行为,张作霖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联省自治”……中央莫管我事,好官我自为之。
为挽回一点面子,张作霖又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奉军在秦皇岛一带发起反击作战,并与直军彭寿莘部及孙岳部发生激烈交火。好在当时直军也没有进军关外的实力和准备,双方在各国领事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约定以榆关为界线,奉军撤回关外,而直军除一部留驻榆关外,其他全部撤回原防。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吴佩孚再创辉煌。
战争结束后,直系的实力再度扩张。先是在战前便暗中做了内应的河南督军赵倜,他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误信谣言,说吴佩孚已战死(他倒是真这么想来着),于是他急吼吼的跑出来发表通电,历数吴佩孚、冯玉祥之罪恶,结果奉军刚一战败,他和弟弟赵杰的宏威军便全被缴械,河南督军则改由冯玉祥上任。
同年,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抵抗南军不力而被免职,曹锟、吴佩孚提请原察哈尔都统蔡成勋为江西督军,周荫人继任第十二师师长。次年,因为土匪孙美瑶闹出“临城劫车案”(多名外国人被劫为人质),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外交压力下,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于当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山东督军为郑士琦(皖系)接任。
由此,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除掉东北和西南,真的有雄霸中原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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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说有事,却不得不提两件蹊跷的事,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年的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次年的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也突然自杀于督军署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按说,督军们那一个个就是土皇帝,上管不着、下不敢管,天不怕地不怕,为何好好的幸福日子不过,偏一起玩起了自杀的把戏?
先说江苏督军李纯,他死的那年仅仅46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却又突然死于非命。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督军“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分明是个“勤勉细密、精明干练”的人物,如何说死就死了,未免让人怀疑。
李纯是天津人,年青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的科班出身、小站班底,由此在军途上也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升为第六镇统制,可谓是年轻有为,机遇眷顾。“二次革命”后,李纯因镇压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又将他调任江苏督军……四十出头便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这放在清朝可算是腾云驾雾般的升迁速度了。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纯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但是,李纯在官场一帆风顺,在商界投资又生财有道,实在是看不出他为何要如此忧国忧民,进而采取如此之激烈举动。
官方说法靠不住,小道消息倒是满天飞,一是说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的)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然将李纯击毙;另又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所以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邪乎,说是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结果愤然将之刺死;更有人说,哪有那么复杂,李纯其实就是被自己部下给做掉的,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遗嘱中的指定接班人、帮办军务齐燮元。
李纯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众说纷纭的,谁也说不清,死人又不会说话,也只能算是民国的一桩悬案。
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两个督军的晦气事姑且说到这里,下面继续说说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直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到,但继任者则为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是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张景惠的第一师、邹芬的第十六师、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等12万兵力。
在奉军的压迫之下,曹锟这才下决心与张作霖决裂,他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身边幕僚觉得这说得太不文雅了,曹锟摆摆手,说:“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
有了曹锟的支持,吴佩孚也迅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当时吴佩孚的兵力分布如下:西路司令吴佩孚,率董振国第十三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进攻长辛店,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为预备队;中路以王承斌为司令,率所部第二十三师的第四十五旅及第三师的杨清臣第六旅,由霸县进攻信安;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率所部第十四混成旅及第二十六师的一个旅进攻白洋桥。另外,冯玉祥率第十一师及胡景翼、靳云鹗等部出师河南,监视与奉系有勾结的赵倜,张福来等部则为援军,其总兵力也不下12万。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在东路、西路同时进攻,当晚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里都可以隐隐听到。在西路长辛店,奉军张景惠部的炮火压倒了吴佩孚的直军,但吴佩孚用兵一向狡黠,他以林木伪装成军队、以鞭炮伪装枪炮声,引诱奉军大量开炮,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这才命直军出击,将张景惠部杀得大败。
这时,张作霖及时地派来了梁朝栋旅和邹芬的第十六师,这才稳定了西路战线。但是,邹芬的第十六师原本是王廷桢的部队,也就是由老直系冯国璋掌管的禁卫军拆分而成,他们就像兄弟部队第十五师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很快便向直系倒戈了(禁卫军原来是用来倒戈的,此可谓是再续光荣传统)。在这利好消息之下,吴佩孚率军猛攻,结果援军梁朝栋旅被彻底击溃,旅长梁朝栋也性命断送。
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张景惠见势不妙,只好托邹芬的关系说情,让他的部队撤回北京,而自己愿意到直军做个俘虏。西路奉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更是土崩瓦解,慌不择路,很快便被直军缴械,张景惠也成了一个真正的“阶下囚”。
在中路,王承斌所部也大败奉军李景林,尽管李景林下令死守大城,但王承斌不折不挠,攻城九次,终于将大城收复。在奉军援军许兰洲部开到后,王承斌分兵拒敌,进而复退,前后四次,终于占领马厂,对直系获胜立下大功。
在西路崩溃、中路失败后,张作霖还试图稳定局面,他甚至亲自驱车到东路的落垡进行指挥,但一路上只看到奉军士兵疯狂后撤,败兵如潮,这下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张作霖随即调转车头,并下达了总退却令,随即仓皇逃回了滦州。
张作霖退回滦州后,他摸了摸脑门上的汗,忍不住骂道:“妈了个巴子,这一仗打得真是窝囊!要不是一路上有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旅保护,老子今天就差点玩完了……他妈的,这个该死的吴小鬼,还真是有两下子啊!”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装模作样的下达四道命令:1.通缉梁士诒,解散梁内阁(梁士诒早跑到日本去了);2.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3.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4.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笑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手无寸铁的老徐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别说你撤我的职,我还不愿意到你手下做呢。”说罢,张作霖把吴俊升找来,把电报递给他,吴俊升一看,连说不敢不敢,一切惟大帅之命是从。
6月4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分别为副总司令。对此等自绝于中央的独立行为,张作霖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联省自治”……中央莫管我事,好官我自为之。
为挽回一点面子,张作霖又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奉军在秦皇岛一带发起反击作战,并与直军彭寿莘部及孙岳部发生激烈交火。好在当时直军也没有进军关外的实力和准备,双方在各国领事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约定以榆关为界线,奉军撤回关外,而直军除一部留驻榆关外,其他全部撤回原防。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吴佩孚再创辉煌。
战争结束后,直系的实力再度扩张。先是在战前便暗中做了内应的河南督军赵倜,他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误信谣言,说吴佩孚已战死(他倒是真这么想来着),于是他急吼吼的跑出来发表通电,历数吴佩孚、冯玉祥之罪恶,结果奉军刚一战败,他和弟弟赵杰的宏威军便全被缴械,河南督军则改由冯玉祥上任。
同年,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抵抗南军不力而被免职,曹锟、吴佩孚提请原察哈尔都统蔡成勋为江西督军,周荫人继任第十二师师长。次年,因为土匪孙美瑶闹出“临城劫车案”(多名外国人被劫为人质),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外交压力下,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于当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山东督军为郑士琦(皖系)接任。
由此,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除掉东北和西南,真的有雄霸中原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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