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东北王厉兵秣马,直奉再战
在经历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惨痛失败后,张作霖痛定思痛,他请书法家在自己的折扇上题了四个字:“勿忘吴耻”,以示勾践之志。之后,张作霖开始思考:自己的队伍明明兵强马壮,怎么数天之内就让这个“吴小鬼”稀里哗啦的给收拾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
思来想去,张作霖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队人员过于老化,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比如张景惠、吴俊升等人,虽然他们跟随多年,忠心耿耿,但战场无情,讲究的是灵活多变、生龙活虎,这些老兄弟年青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譬如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还有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奉系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啊!
由此,张作霖决定对新老将领进行一次大换血,他把冯德麟、张景惠等一干重量级的旧派军官调到保安司令部充当高级顾问,实际是让他们空出位置,使其有职无权,给予优厚的待遇。随后,张作霖又本着“在精不在多”的原则对部队士兵进行裁汰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加以训练,总的兵员数量比之前要减少,但战斗力却有所提高。
另外,纪律整顿也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在战场上临阵退缩的、贻误战机的、掳掠害民的,张作霖在查明之后,一律枪毙,譬如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和两个团长,都被当作靶子给打了。至于那些表现不力、能力不足的将领,张作霖也给予了撤职处分,比如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等人,计有1个师长、13个旅长、3个团长被撤职处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之后,奉军拥有了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旅以下按三三制,即是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兵员一百五十人,总兵力达到17万。为了提高奉军的立体作战能力,张作霖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空军,并委任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奉军的飞机主要是从外国购买、飞行员也大都是由外国航空学校毕业,这在当时的军阀里是远远走在前头的。在奉军空军的全盛时期,飞机数量一度达到近300架。
在各方面都发展的情况下,张作霖也注重拳头力量的培养,这就是重点扶持的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由于张、郭俩人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张作霖对这两支生力军寄以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奉军中的典范,由此,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在装备、待遇等方面都比兄弟部队强很多,完全称得上是奉军中的王牌军。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儿子,出生于1901年,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但出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传统,张学良耳濡目染,很早就投身军队。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遇到了当时的教官郭松龄,两人一见如故,并私下结拜为异姓兄弟。
1920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立即将郭松龄调为自己的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在次年的奉军扩编中,张学良出任第三旅旅长,郭松龄则出任了奉军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当时忙于其他事务,第三旅的日常训练等工作也是由郭松龄负责,也就是郭松龄实际上指挥了两个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于第三旅和第八旅损失惨重,张作霖便将之整编为第二、第六旅,仍旧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充当旅长,并挑选精兵强将补充到这两个旅,另外新式枪械也都是由这两个旅先挑。在张作霖的重点培植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其所带的部队也成为奉军中最基干的部队。
张作霖在东北厉兵秣马的时候,吴佩孚在中原可也没有闲着。在部队拉到洛阳后,吴佩孚每天都是6点前起床,8点到操场阅操,向来是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不仅重视军事训练,也注重对士卒的精神教育,由于他本人是个秀才,又一向喜好夸夸其谈,因而经常召集士兵们进行讲话,什么“忠孝节义”,什么“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等,往往是出口成章,随后便来。
吴佩孚不仅喜欢训话,还自己创作军歌,比如最著名的《北望满洲》(满江红曲调),便是他当年在日俄战争时期到东北执行任务时的感想,歌词雄浑有力,感情丰富,最为士兵们所爱唱: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吴佩孚的歌词虽然骂的是倭寇,但实际上也是指向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奉系势力的,通过这首军歌,吴佩孚是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勇气和使命。
吴佩孚此人,在军阀中的确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譬如一般军阀的毛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度,吸大烟,好女色,赌博纵饮,荒淫无耻等等,吴佩孚从来不沾这些,可见其人品道德之高。在治军方面,吴佩孚纪律严明,嫉恶如仇,也是近代军人之罕见。
在公务之余,吴佩孚最喜欢与幕府谋士们饮酒赋诗,或者驰马试剑,颇有古代儒将的风范。就他的行为方式而言,其实与段祺瑞颇有几分相似,又有远崇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遗风。可惜的是,吴佩孚因为屡战屡胜,便自以为用兵如神,难免生出一丝傲气,并把武力看得太重。太史公有云: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事实上,吴佩孚虽然反对段祺瑞,但他继承的仍旧是老段的“武力统一”之衣钵。过于崇尚武力,诚吴佩孚之戒也。
在曹锟做上总统后,吴佩孚接任了直鲁豫巡阅使兼两湖巡阅使,陕西、两湖、长江中下游均入直系势力范围。这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便到了1924年阴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部下、亲信们就要好好的给吴大帅好好闹一闹了。
在寿诞的当天,前来洛阳给吴佩孚祝寿的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界名流达到上千人,其中有各省军政长官或者代表、驻军将领等,还有康有为、徐谦甚至前清摄政王载沣的代表。为了招待这些客人和随从,之前准备的招待所已经住不下,只好将部队的团部、营部腾出来安置。当天,全体士兵每人发一斤猪肉并另有赏钱,放假休息。
在继光大楼(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吴佩孚的同乡,因而吴佩孚将自己的办公大楼以此命名)的寿堂,各地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譬如载沣送的白玉如意,其成色极佳,洁白得如羊脂一般;还有不知是谁送来的仇十洲的名画《汴洛图》,不仅是稀世珍宝,而且画的又是本地风光,也算是颇动了一番脑筋;还有赵恒惕送来的湘绣八扇屏、马富祥送来的两匹伊犁名马等等。
最奇特的一套礼物,是冯玉祥送来的,是一坛玉泉山的清水。众人见了之后十分诧异,觉得冯玉祥过于不近人情且近乎无礼,吴佩孚却打着哈哈说:“究竟焕章是个有心人,他这是表示我们两个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在所有的礼物中间,康有为的一幅寿联是吴佩孚最最喜欢的: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大名士,他写的这对寿联真可谓是为当时呼风唤雨的吴佩孚锦上添花,据说吴佩孚见到这副寿联后,连对康有为鞠躬三次,高兴的说:“皇帝天子的赏赐我都不稀罕,唯独康先生的赠我的这两句名言,将是无价之宝,伴我永年!”
“百岁功名才及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句恐怕还不仅仅是康有为对吴佩孚的恭维,而确确实实是吴佩孚当年全盛时期的写照。
在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就连欧美人士也对他极其看好,并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出混战,并最终走向统一。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的注释是:Generalu。
一周后,也就是9月15日,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其部署如下: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率第二师、第五师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率第一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旅向热河北路的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率第四师、第五、十九旅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辖5个旅在锦州做总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这两军主要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注:直皖战争后,皖系的张宗昌、吴光新都投入了奉军门下。)
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也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奉系大军出动的当天,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其中:第一军分三路,一路司令彭寿莘,副司令冯玉荣,二路司令王维城,副司令葛树屏,三路司令董振国,副司令时全胜,分率第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第二十三师、第十二混成旅、第九师、第十四混成旅在山海关一带与奉军张学良部对抗;第二军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率所部在朝阳与奉军李景林部对抗;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率所部与张之国、李鸣钟部在赤峰一带与吴俊升、许兰洲部对抗。另外,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后路的援军包括胡景翼、靳云鹗等十几路军队,分别北上支援战事。军阀的混战,规模是越来越大了。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事后,冯玉祥极其不屑的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描写固然有故意丑化吴佩孚的嫌疑,但当时直军的计划安排之匆忙与考虑欠妥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后面战事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9月15日,奉军李景林部便与直军米振标部交火,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朝阳,逼近冷口一带,但主战场则是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
在空军方面,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不断以飞机前来直军阵地上轰炸,而直军也调来意大利进口的高射炮还击;在海军方面,直军占据优势,其渤海舰队拟攻击葫芦岛,并载陆军前往营口登陆,抄袭奉军后路。但是,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海军两次起锚都无功而返。在山海关陆路战场上,奉军的重炮团和骑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系士兵久经沙场,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并不处于下风。
由此,奉军与直军便在山海关这不足15里的战线上反复冲杀,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拉锯战,其战事之惨烈,为之前的战争之罕见。特别是重炮、重机枪、地雷、飞机轰炸的使用,更是大大增加的伤亡率。另外,在前沿阵地姜女庙的争夺中,双方甚至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死于刺刀之下的竟有两千余人,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
奉军在山海关正面无法取得突破后,便转到侧面要地九门口进行攻击。九门口距山海关的西北十公里,是山海关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当时由直军冯玉荣所部驻守。10月8日,姜登选派一个旅突袭九门口,由于冯玉荣手下的两个团长不服指挥,临阵脱逃,直军大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后,吴佩孚大惊,随即便亲赴山海关督战,并将自己保留为预备队的第三师第十团、第六旅调往前线增援,这才使得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事奉军第三军在胜利鼓舞下,再次在山海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企图一举攻克直军彭寿莘的防线。
彭寿莘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猛将,其所率的第十五师也是仅次于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对于奉军不要命的敢死队冲击法,他命部下架起几十挺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扫射,使得奉军敢死队非但无功而返,反而伤亡殆尽……吴佩孚的部队一向胆大,而且善于近战,用敢死队的冲击战法往往并不奏效。
奉军在中路连战连败后,决定放弃这个硬骨头而该向两翼进军,这就是南面的沿海一带和北面的三道关一带。在沿海一带,姜登选的部队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7000奉军已经只剩下3000人,无力再战,而直系军队虽然也伤亡惨重,但仍旧坚守阵地。
三道关是通往二郎庙并包抄山海关最近的通道,奉军郭松龄派了三个旅的兵力前去进攻,并相继拿下第一、第二道关。这事,吴佩孚也亲临二郎庙进行就近指挥,并调来第三师第十团、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六混成旅进行反攻。
这时,作为奉军总预备队的张作相部也赶往三道关支援郭松龄部,并一度攻占了二郎庙。但是,二郎庙的失陷却是吴佩孚的诱敌之技,张作相的告捷电报刚发出,直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二郎庙,奉军在直军的追击下全面溃败,双方又回到了之前的对峙。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主战场双方拼尽全力,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在热河战场,直军战败,循循撤退;而古北口的北路战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冯玉祥、胡景翼、岳维峻、孙岳等部队并非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孙岳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同学,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苦追寻历史的真相时,其实仅仅是因为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而已!
事后,吴佩孚乘坐军舰离开天津,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摆摆手,苦笑着说:“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张参谋长的性命可以算了,但吴佩孚的雄心呢?
故事还远未结束,且看下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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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张作霖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队人员过于老化,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比如张景惠、吴俊升等人,虽然他们跟随多年,忠心耿耿,但战场无情,讲究的是灵活多变、生龙活虎,这些老兄弟年青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譬如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还有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奉系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啊!
由此,张作霖决定对新老将领进行一次大换血,他把冯德麟、张景惠等一干重量级的旧派军官调到保安司令部充当高级顾问,实际是让他们空出位置,使其有职无权,给予优厚的待遇。随后,张作霖又本着“在精不在多”的原则对部队士兵进行裁汰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加以训练,总的兵员数量比之前要减少,但战斗力却有所提高。
另外,纪律整顿也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在战场上临阵退缩的、贻误战机的、掳掠害民的,张作霖在查明之后,一律枪毙,譬如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和两个团长,都被当作靶子给打了。至于那些表现不力、能力不足的将领,张作霖也给予了撤职处分,比如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等人,计有1个师长、13个旅长、3个团长被撤职处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之后,奉军拥有了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旅以下按三三制,即是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兵员一百五十人,总兵力达到17万。为了提高奉军的立体作战能力,张作霖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空军,并委任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奉军的飞机主要是从外国购买、飞行员也大都是由外国航空学校毕业,这在当时的军阀里是远远走在前头的。在奉军空军的全盛时期,飞机数量一度达到近300架。
在各方面都发展的情况下,张作霖也注重拳头力量的培养,这就是重点扶持的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由于张、郭俩人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张作霖对这两支生力军寄以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奉军中的典范,由此,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在装备、待遇等方面都比兄弟部队强很多,完全称得上是奉军中的王牌军。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儿子,出生于1901年,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但出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传统,张学良耳濡目染,很早就投身军队。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遇到了当时的教官郭松龄,两人一见如故,并私下结拜为异姓兄弟。
1920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立即将郭松龄调为自己的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在次年的奉军扩编中,张学良出任第三旅旅长,郭松龄则出任了奉军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当时忙于其他事务,第三旅的日常训练等工作也是由郭松龄负责,也就是郭松龄实际上指挥了两个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于第三旅和第八旅损失惨重,张作霖便将之整编为第二、第六旅,仍旧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充当旅长,并挑选精兵强将补充到这两个旅,另外新式枪械也都是由这两个旅先挑。在张作霖的重点培植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其所带的部队也成为奉军中最基干的部队。
张作霖在东北厉兵秣马的时候,吴佩孚在中原可也没有闲着。在部队拉到洛阳后,吴佩孚每天都是6点前起床,8点到操场阅操,向来是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不仅重视军事训练,也注重对士卒的精神教育,由于他本人是个秀才,又一向喜好夸夸其谈,因而经常召集士兵们进行讲话,什么“忠孝节义”,什么“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等,往往是出口成章,随后便来。
吴佩孚不仅喜欢训话,还自己创作军歌,比如最著名的《北望满洲》(满江红曲调),便是他当年在日俄战争时期到东北执行任务时的感想,歌词雄浑有力,感情丰富,最为士兵们所爱唱: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吴佩孚的歌词虽然骂的是倭寇,但实际上也是指向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奉系势力的,通过这首军歌,吴佩孚是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勇气和使命。
吴佩孚此人,在军阀中的确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譬如一般军阀的毛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度,吸大烟,好女色,赌博纵饮,荒淫无耻等等,吴佩孚从来不沾这些,可见其人品道德之高。在治军方面,吴佩孚纪律严明,嫉恶如仇,也是近代军人之罕见。
在公务之余,吴佩孚最喜欢与幕府谋士们饮酒赋诗,或者驰马试剑,颇有古代儒将的风范。就他的行为方式而言,其实与段祺瑞颇有几分相似,又有远崇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遗风。可惜的是,吴佩孚因为屡战屡胜,便自以为用兵如神,难免生出一丝傲气,并把武力看得太重。太史公有云: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事实上,吴佩孚虽然反对段祺瑞,但他继承的仍旧是老段的“武力统一”之衣钵。过于崇尚武力,诚吴佩孚之戒也。
在曹锟做上总统后,吴佩孚接任了直鲁豫巡阅使兼两湖巡阅使,陕西、两湖、长江中下游均入直系势力范围。这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便到了1924年阴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部下、亲信们就要好好的给吴大帅好好闹一闹了。
在寿诞的当天,前来洛阳给吴佩孚祝寿的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界名流达到上千人,其中有各省军政长官或者代表、驻军将领等,还有康有为、徐谦甚至前清摄政王载沣的代表。为了招待这些客人和随从,之前准备的招待所已经住不下,只好将部队的团部、营部腾出来安置。当天,全体士兵每人发一斤猪肉并另有赏钱,放假休息。
在继光大楼(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吴佩孚的同乡,因而吴佩孚将自己的办公大楼以此命名)的寿堂,各地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譬如载沣送的白玉如意,其成色极佳,洁白得如羊脂一般;还有不知是谁送来的仇十洲的名画《汴洛图》,不仅是稀世珍宝,而且画的又是本地风光,也算是颇动了一番脑筋;还有赵恒惕送来的湘绣八扇屏、马富祥送来的两匹伊犁名马等等。
最奇特的一套礼物,是冯玉祥送来的,是一坛玉泉山的清水。众人见了之后十分诧异,觉得冯玉祥过于不近人情且近乎无礼,吴佩孚却打着哈哈说:“究竟焕章是个有心人,他这是表示我们两个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在所有的礼物中间,康有为的一幅寿联是吴佩孚最最喜欢的: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大名士,他写的这对寿联真可谓是为当时呼风唤雨的吴佩孚锦上添花,据说吴佩孚见到这副寿联后,连对康有为鞠躬三次,高兴的说:“皇帝天子的赏赐我都不稀罕,唯独康先生的赠我的这两句名言,将是无价之宝,伴我永年!”
“百岁功名才及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句恐怕还不仅仅是康有为对吴佩孚的恭维,而确确实实是吴佩孚当年全盛时期的写照。
在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就连欧美人士也对他极其看好,并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出混战,并最终走向统一。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的注释是:Generalu。
一周后,也就是9月15日,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其部署如下: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率第二师、第五师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率第一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旅向热河北路的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率第四师、第五、十九旅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辖5个旅在锦州做总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这两军主要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注:直皖战争后,皖系的张宗昌、吴光新都投入了奉军门下。)
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也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奉系大军出动的当天,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其中:第一军分三路,一路司令彭寿莘,副司令冯玉荣,二路司令王维城,副司令葛树屏,三路司令董振国,副司令时全胜,分率第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第二十三师、第十二混成旅、第九师、第十四混成旅在山海关一带与奉军张学良部对抗;第二军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率所部在朝阳与奉军李景林部对抗;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率所部与张之国、李鸣钟部在赤峰一带与吴俊升、许兰洲部对抗。另外,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后路的援军包括胡景翼、靳云鹗等十几路军队,分别北上支援战事。军阀的混战,规模是越来越大了。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事后,冯玉祥极其不屑的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描写固然有故意丑化吴佩孚的嫌疑,但当时直军的计划安排之匆忙与考虑欠妥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后面战事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9月15日,奉军李景林部便与直军米振标部交火,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朝阳,逼近冷口一带,但主战场则是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
在空军方面,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不断以飞机前来直军阵地上轰炸,而直军也调来意大利进口的高射炮还击;在海军方面,直军占据优势,其渤海舰队拟攻击葫芦岛,并载陆军前往营口登陆,抄袭奉军后路。但是,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海军两次起锚都无功而返。在山海关陆路战场上,奉军的重炮团和骑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系士兵久经沙场,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并不处于下风。
由此,奉军与直军便在山海关这不足15里的战线上反复冲杀,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拉锯战,其战事之惨烈,为之前的战争之罕见。特别是重炮、重机枪、地雷、飞机轰炸的使用,更是大大增加的伤亡率。另外,在前沿阵地姜女庙的争夺中,双方甚至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死于刺刀之下的竟有两千余人,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
奉军在山海关正面无法取得突破后,便转到侧面要地九门口进行攻击。九门口距山海关的西北十公里,是山海关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当时由直军冯玉荣所部驻守。10月8日,姜登选派一个旅突袭九门口,由于冯玉荣手下的两个团长不服指挥,临阵脱逃,直军大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后,吴佩孚大惊,随即便亲赴山海关督战,并将自己保留为预备队的第三师第十团、第六旅调往前线增援,这才使得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事奉军第三军在胜利鼓舞下,再次在山海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企图一举攻克直军彭寿莘的防线。
彭寿莘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猛将,其所率的第十五师也是仅次于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对于奉军不要命的敢死队冲击法,他命部下架起几十挺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扫射,使得奉军敢死队非但无功而返,反而伤亡殆尽……吴佩孚的部队一向胆大,而且善于近战,用敢死队的冲击战法往往并不奏效。
奉军在中路连战连败后,决定放弃这个硬骨头而该向两翼进军,这就是南面的沿海一带和北面的三道关一带。在沿海一带,姜登选的部队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7000奉军已经只剩下3000人,无力再战,而直系军队虽然也伤亡惨重,但仍旧坚守阵地。
三道关是通往二郎庙并包抄山海关最近的通道,奉军郭松龄派了三个旅的兵力前去进攻,并相继拿下第一、第二道关。这事,吴佩孚也亲临二郎庙进行就近指挥,并调来第三师第十团、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六混成旅进行反攻。
这时,作为奉军总预备队的张作相部也赶往三道关支援郭松龄部,并一度攻占了二郎庙。但是,二郎庙的失陷却是吴佩孚的诱敌之技,张作相的告捷电报刚发出,直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二郎庙,奉军在直军的追击下全面溃败,双方又回到了之前的对峙。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主战场双方拼尽全力,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在热河战场,直军战败,循循撤退;而古北口的北路战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冯玉祥、胡景翼、岳维峻、孙岳等部队并非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孙岳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同学,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苦追寻历史的真相时,其实仅仅是因为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而已!
事后,吴佩孚乘坐军舰离开天津,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摆摆手,苦笑着说:“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张参谋长的性命可以算了,但吴佩孚的雄心呢?
故事还远未结束,且看下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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